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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際，兒童作家秦文君推出了長篇小說《云裳》，劫后余生的作家李西閩推出了長篇紀實散文《幸存者》，此外還有報告文學《震不垮的川娃子》、《感天動地鑄醫(yī)魂》、《廢墟上的覺醒》等一批地震文學，被媒體稱為“扎堆紀念”。
長期以來，中國最缺少的就是災難文學。中華民族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，然而，通過作家或歷史學家的筆，留給后人的災難文學與歷史記憶卻少之又少�；蛟S，描寫災難確實需要太多的勇氣。即便到了現(xiàn)代，人們對于災難的了解還是不多。1933年的疊溪大地震和1976年的松潘平武大地震，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很少有人知道。震驚中外的唐山大地震，最初只有少量的救災報道，讓人記得住的文學作品迄今更是寥寥。從這個意義說，汶川大地震后出現(xiàn)眾多的文學作品，是一種歷史的進步。
在地震面前，“中國作家不能缺席”。自從中國作協(xié)向全國的作家們發(fā)出號召之后，不少作家很快融入到了抗災救災第一線，寫出了不少感人的作品。但同時，文學有它獨特的記錄和呈現(xiàn)災難的方式。文學不是新聞，新聞的職責是快速報道和反映事實，而文學的責任不僅僅只是記錄，還必須有追問與反思，有對人性的詮釋和生命價值的剖析，有對人與自然關(guān)系的思索以及對人類生存意義的探詢。正如一位學者所言，“災難文學傳達給我們的，不是災難過程的簡單記錄和淺顯的展覽，也不是痛苦情感的一般宣泄。災難文學體現(xiàn)了一種共同的意義指向——災難意識�！�
災難是文學繞不過的題材，在世界文學史上，很多經(jīng)典作品都屬此類，像加繆的《鼠疫》、戈爾丁的《蠅王》、馬爾克斯的《百年孤獨》、《霍亂時期的愛情》。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，引發(fā)了伏爾泰、盧梭等當時歐洲著名人文思想家的討論，對歐洲啟蒙思想影響深遠。汶川地震發(fā)生后，一度引發(fā)了全民詩歌熱潮，其中感人的作品不少。但是，詩歌雖有方便情感表達的優(yōu)勢，卻也容易“來得快，去得快”，隨著災難的遠去，這種激情便慢慢弱化以致消散。
我們呼喚中國的災難文學，但并不需要一窩蜂“扎堆紀念”的方式�！霸鸭o念”很容易流于應(yīng)景，留不下真正感人的作品。對此，作家們應(yīng)有清醒的認識。(陳才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