端午節(jié)前夕，中國正式啟動了“端午節(jié)”申報世界非物質遺產程序。據稱，湖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將該項目報送聯合國，目前已進入了初評階段。這是繼端午節(jié)被定為法定節(jié)日后，中國在保護文化遺產方面的又一舉措，雖然社會輿論對此頗有微言，但應該看到，韓國的“江陵端午祭”并未阻擋住中國申遺，由此體現出了東方文化強大的包容性，使當年那些指責韓國“偷竊”的聲音頓時啞然。

　　大概是受到了韓國“端午申遺”的刺激，抑或從中得到了啟發(fā)，近年來中國對口頭遺產和非物質遺產的申報步伐明顯加快。有消息說，端午，春節(jié)、清明、中秋等傳統(tǒng)節(jié)日都已納入申遺計劃，未來的中國將是一個遺產保護大國。理由是，中華文明有近三千年沒有中斷的歷史，每個歷史時期都有許多不可復制的東西，特別是作為一種文化符號的民族節(jié)日，若被聯合國定為人類非物質遺產，不但會說明中國的“軟實力”在增強，也意味著中國優(yōu)秀的傳統(tǒng)文化已舉世公認。

　　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本已味同嚼蠟，因為涉及到一種國民性，任何時候呈現的特征都有所不同。其實，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歷來不認真，無論表現在藝術作品還是學術層次，對歷史事實都可隨便戲說，一旦看到外國人對自己的歷史演繹，心中就會頓生受辱感，即使人家有效傳承也會被視為“文化盜賊”。遠的不說，只要把目光拉回到4年前，當韓國端午祭申遺成功后，一些中國人的表現足以令人汗顏。而事實證明，韓國的“端午祭”非但沒有阻礙中國的“端午節(jié)”申遺，反而促進了中國人對非物質遺產的保護。

　　從韓國保護端午習俗的情況看，任何一個民族的優(yōu)秀文化都沒有排他性，單就端午祭而言，雖然傳承了中國端午節(jié)的核心內涵，但經過了上千年的流變，形式到內容已基本褪掉了中國元素，惟一的相同點只是時間重合。由此可見，一些中國人曾經的擔心實屬多余，因為非物質遺產區(qū)別于自然遺產的獨有性，不僅可以為多個國家和民族所共享，也可以由多個國家共同申報，最近中國和蒙古國共同申報的“蒙古長調”就是一例。

　　有個普遍認知的說法，許多中國人在“端午祭”申遺問題上的心態(tài)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現，原因是隨著西方工業(yè)文明的蓬勃發(fā)展，中華農耕文明的波及力度正相對減小，國力的衰退導致心理負荷加重，敏感于外來文化沖擊實際上是一種本能的防衛(wèi)意識。但從對中國歷史認知的角度分析，造成近代中國落后并非單純的文化心理問題，而是和長期的專制統(tǒng)治有必然聯系。社會上層對思想的禁錮，使文化創(chuàng)新能力下降，人們對新知的渴求除了引進就是模仿，要么就只能陶醉在古文明中自我安慰。

　　因為很少有創(chuàng)新，所以對相關的文化問題十分在意。近年來，于丹等學者的大紅大紫，各地的歷史名人之爭，都是這一心態(tài)的派生品。具體到端午節(jié)的問題上同樣如此，至少在《史記》、《呂氏春秋》、《禮記》等典籍中端午和屈原沒有任何關系。據聞一多先生考證，端午節(jié)的競渡和吃粽子來源于古代越人的習俗，時間遠遠超過了屈原、伍子胥所處的年代。而屈原之所以能與端午節(jié)并論，可能是人們把他當作了“楚辭”的代表而紀念，后人把他的祭日選定在五月五日這個“惡月惡日”，無非是為了增強昏君與忠臣的對比色彩。

　　其實，韓國官方從來沒有否認端午祭脫胎于中國的端午節(jié)，就像中國人從不否認韓劇來自韓國，雖然各自在文化傳播過程中都有改良和刪節(jié)，但無疑論證了文化的相輔相成作用。進一步說，一個民族對世界文明貢獻的大小，在于思想和技術領域被人因襲和模仿了多少，如果沒有佛教和奧林匹克運動傳遍全球，印度和希臘就不能稱為文明古國，由此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如今孔子學院可以遍及世界。

　　南宋思想家朱熹曾說過：自敬，則人敬之；自慢，則人慢之。也許正是當年中國人的自敬，才使中華文明覆蓋東亞，這也恰如今天的韓、日電器、汽車之于中國，說到底都是文化強勢的象征。這一現象充分表明，古代文化再優(yōu)秀也只能是種標本，一味陶醉在過去的輝煌中難免失去自我，道理與崇洋媚外一樣殊途同歸。事實上，中國的端午節(jié)申遺與否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中國人能不能從中悟出另一層深意——短短幾十年，韓國文化何以能在一個有5000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大行其道。(王龍)